顾炎武之所以坚决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并主张拉近君臣之间的关系，源自于他对朝代更替中的君主权力不断膨胀和集中的深刻反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君主的权力越发无限扩大，特别是在晚明时期，君主专制已经达到极致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。而正是这种权力的过度集中，造成了社会的政治昏乱和政府腐败，民众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影响。顾炎武通过深入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兴亡得失，特别是在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之后，他更为清晰地认识到，君主的独断专行、权力的不受制约，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悲剧。 顾炎武和黄宗羲两位思想家都认为，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根源。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，二人强调了人性中的私欲本能。黄宗羲同样认为，人性中的私欲是不可避免的，甚至可以视为常态。既然每个人都有私欲，君主亦不例外。如果集权于一身的君主仅凭个人私欲行事，滥用权力、偏向个人利益，而无任何机制或制度来进行制约和纠正，那么整个国家必将陷入混乱。因此，顾炎武和黄宗羲提倡的君权限制，不仅是情理之中的要求，也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改革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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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的门下省拥有封驳的权力，这不仅使得官员们能够依法提出质疑，也有力地制约了君主的权力。李藩和萧仿等人的事例，正好展现了将封驳制度合法化后的好处。当封驳权得到了法律保障，官员们不再畏惧皇帝的命令，而能够在制度上得到保障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。到了明代，尽管政治腐败、政府昏暗，顾炎武依然认为封驳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政治腐败，其重要性不容忽视。 在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后，虽然加强了君主的权力集中，但六科给事中的职位依然保留。顾炎武指出，给事中权力虽然被弱化，但仍具有一定影响力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提出不同意见，制约皇帝的决策。因此，尽管封驳制度在明代受到了削弱，顾炎武依然认为它具有积极作用，值得提倡。 顾炎武用历代封驳的事例，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观念：政府的稳固与政权的持续依赖于是否存在对君主权力的有效制约。在朝廷之内，必须有能够与君主唱反调的官员，能够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并通过合法的制度来保障这些意见的表达与执行。只有这样，国家才能够保持稳定，避免陷入君主专制和政治腐败的恶性循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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